消除发展”焦虑”

相关专家接受《?t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地区差距仍然明显，利益格局差距加深。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逐渐增多，心理焦虑的群体性特征越来越突出。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域群体都有不同特性的焦虑。西部的一些干部告诉《?t望》新闻周刊，现在上面拿沿海地区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但我们面对着的却是资源配置效率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贫困问题突出，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转变滞后，人才匮乏等多重矛盾和问题，要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我们在路径选择上面临着两难、甚至“多难”选择，十分焦虑。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被中西部地区“羡慕”的沿海省份同样面临多种困惑和焦虑。经过前些年粗放型发展模式的“折腾”，如何在实现环保和产业优化升级方面实现“双赢”？在对接国际大市场的过程中，如何走出国际产业循环中“低端”的制约？如何按照中央要求遏制高歌猛进的房价等等，都是东部地区干部的热闹话题，也是让他们焦虑的难点问题。

面对社会的飞速进步，一些老百姓照样发牢骚骂娘。教育、医疗、住房等难关压得一些人喘不过气来；发展不平衡，人们机会不均等，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容易使人产生社会危机感；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容易使人缺乏社会安全感；整个社会诚信程度不高，道德滑坡，容易使人缺乏社会信任感；部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商人为富不仁，容易使人缺乏社会依附感……

我国正处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经济发展关键期，群体性焦虑加深，是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折射出的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尽管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会快速增长，但如果不体察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不提前消解或及时处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的动荡和停滞，群体性焦虑使得社会发展的成本陡增。

焦虑，是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期许，是对进一步协调发展的期许。专家告诉《?t望》新闻周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和消解这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焦虑现象。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来解决。

南部沿海一位市长公开宣布，在环保测评达标的基础上，对于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如果没有新批土地指标，不引进；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原则上不引进；至于6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则坚决不引进。

对于经济发展迅速的这个地级市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拉动产业升级、带动产业聚集的跨国企业的入驻，该市市长对中小项目“说不”符合他们的发展实情。然而这位市长的话在中西部一些干部听来，却有着“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复杂心态。

《?t望》新闻周刊在中西部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给党政干部制定了层层分解的“招商引资指标”，甚至一些地方的干部大量离岗招商，招商指标完不成的，不仅得不到提拔，反而可能有“下课”的危险。在任务重压之下，一些污染性企业一路绿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招商指标层层分解及由此导致的干部离岗招商，是中西部地区各级干部心态焦虑的一个典型反映。近些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同样是快速发展，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却并没有缩小，一些地方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一些中西部的干部很直白地说出他们的心态：我们没有赶上改革开放的第一班车，沿海地区发展初期，很多地方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是现在这条路子被中央卡住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发展模式的升级。

记者在西部采访时看到，一些贫困农民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住的是四面透风的房，喝的是苦咸水，吃的是玉米糊，走的是泥泞路。西部地区生态十分脆弱，有的地方，给发展项目就是破坏环境，不给发展项目又得困死。

看着与东部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看着周边省区的发展速度一个比一个快，一些地方于是仍然在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上“较劲”，致使资源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目前，单位GDP能耗较高的省区市集中在西部地区。由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去年6月发布的相关公报显示，全国单位GDP能耗在2吨标准煤/万元以上的7个省区中，西部地区就占了6个，其中最高的宁夏为4.14，远高于全国平均1.22的水平。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焦虑，东部沿海地区不少干部的焦虑感同样在加强。以居高不下的房价为例，中央三令五申进行调控，但东部一些省市的房价仍然继续“领涨全国”。东部一些地区的干部觉得，现行的财税政策体制下，如果地方政府没有“经营城市”的收入，如何才能有钱“办大事”？而在拆迁、征地过程中留下的种种问题也于近几年集中出现，让发达地区的干部焦虑。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如何让这一新的群体融入新的环境，避免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也是发达地区干部关注的问题。发达地区的一些干部告诉《?t望》新闻周刊，发展越快，问题出现的频率越快，让他们焦虑的问题一点不比中西部少。

普通老百姓的焦虑感一点不比各级领导干部少，尤其是不断强化的民生焦虑，近来越来越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群众的这些焦虑，背后是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各类深层矛盾的显性反映。

近来网上公布工资明细（俗称“晒工资”）成为热门话题，登录各大门户网站和知名论坛，如数公布工资条中全部明细项目的贴文比比皆是，而且点击量极为可观。专家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了人们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对民生问题的焦虑。

GDP调整增长下的经济繁荣，本应淡化公众对工资收入的敏感度，但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扩大，居民由此产生强烈的支出预期，部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感到生活负担日益沉重，对收入的敏感度也就提高，尤其是民众感觉“不爽”的是尽享垄断红利的垄断行业，员工畸高的收入由令人羡慕渐入令人愤慨。分配不公已日益从一个经济话题演变成一个高关注渡的社会话题，甚至成为社会矛盾的诱因。而网上“晒工资”盛行，正是公众心理焦虑的自然流露和发泄。

对收入的焦虑背后，是对生活质量下降的担忧。2006年，水、电、成品油、粮食等百姓基本生活品价格普遍上涨，医疗、教育、住房等成本更“重”了，可大多数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水涨船高”，这既影响广大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导致内需不足。群众的焦虑中，也包括对进一步深化公用事业、收入分配等相关制度的改革的欺许，盼望百姓的收入有实实在在的增加。

近段时间以来，数十名博士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新闻引发人们的高关注度。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社会对就业形势的焦虑。专家认为，我国现在正面对着历史遗留的下岗人员再就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和城市转移、高校扩招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等多种就业难题的冲击。2007年就有接近500万人的高校毕业生，对于大多数要找工作的毕业生来说，初尝社会艰辛的焦虑不仅他们个人在品尝，而且他们的父母和朋友都加入到他们“找工作难”的焦虑行列。

部分在渝的全国人大代表近日调研了解到，重庆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不足2%，个别区县甚至不到1%。绝大部分建筑、化工和装备制造企业均未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仅有少数民营企业为单位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农民工或业务骨干购买了养老保险。

这一数字的背后，是广大农民工真实生存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不仅很少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作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他们在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劳动和职业选择权、社会保障权、子女受教育权、生命健康权、价格尊严权以及文化娱乐权等权益，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这一群体在异乡的那种焦虑感，可能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上面列举的只是目前人们相对焦虑的几个切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群体性焦虑已成为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一显著社会特征，其领域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个剖面，正浓度影响和干预社会公众生活。

首先是政府对自身定位仍然不清晰、不明确，尚未完成由经济管理型政府向公众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政绩”的驱动下，政府部门将大量的钱用于拉动GDP增长的“大项目”上，而不愿意将钱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浮躁心态严重。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是沿江却在对长江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的同时，将长江当成了最大的“排污沟”。据统计，全国两万多家化工企业，分布在长江沿岸的就有9000多家，占全国的45%。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发现，一些企业污染治理进展缓慢，甚至基本停止治污进程，不少城市转嫁污染，对废水不进行处理就排放。目前长江流露生活污水处理率只有15%。

GDP数字上去了，环境却遭受无法承受的破坏，引发全社会的焦虑。联合国开发署报告称，我国因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医学专家认为，我国每年200多万的癌症死亡者，70%与环境污染相关。全国20%的儿童有铅中毒症状，城市中1/10的夫妇因污染不能生育或生下畸形儿。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近年来，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1万起。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76起，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如果环境保护继续被动适应经济增长，这种状况将难以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是一些改革偏离了大多数人利益请请诉求。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普通公众对改革抱有厚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在改革中获益，而当改革不能让他们受益时，埋怨和焦虑就会出现。

人们曾经对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寄予厚望，然而到后来教育、医疗、住房难题让群众不堪重负。2006年以来，中央推出一系列加强医疗卫生改革的措施，但是历年长久堆积的问题，使得医疗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很多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的不满意度居高不下，担心生病，担心生了病看不起病而引发众多群众的焦虑感。

住房制度改革成为导致很多群众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中国房市在调控中持续上涨，继上海之后，北京、深圳等地房市“领涨”全国，买了房的背负起“供房”的经济重压，没有买房的担心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不少群众抱怨，住房制度改革使得房子建得越来越多了，但是房子也成为许多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为什么一些改革的推进反倒导致群众不满意？有关政府部门角色定位的错位，仍是改革偏离初衷的主要内因。如目前要素市场一些改革方案，一般都是由主管部门设计起草，实际通过的很多是充满了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方案。而在改革方案具体化后，其措施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利益就很容易向部门和在体制上与部门关系密切的垄断企业倾斜，造成改革的不公甚至倒退。一些专家认为，“这也就是医疗、教育、住房、电力和能源等改革出现严重偏差的原因所在。”

专家接受《?t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只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从根本上减缓社会焦虑，为改革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目前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应机制和政策。

首先，要研究和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在推动沿海地产业升级的同时，抖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升级。如中央在加强对中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要进一步研究财税政策，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从财力上保障中西部地区和谐发展的需要。要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尽快建立全国农村的低保制度加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要解决社会保险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必须探索建立社会保险全国统筹的有效形式。

其次，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要求，切实考虑各阶层群众的利益诉求，建立起重大事项的公众参与机制，保证改革方向不背离大多数群众的利益。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靠什么？一是决策机制，二是执行机制，而民众的广泛参与，是形成综合决策、科学决策、有效执行的基础。在每一个社会中，只有把政府法规、社会参与、技术与市场结合起来才可能形成综合的控制力量，也就是说，综合决策需要各个利益群体的参与，并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到妥协。让各种群体、各种利益集团都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尤其是让普通群众有足够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侵害，使社会中的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而不会出现被少数利益集团“劫持”的市场经济。

第三，要建立起科学的政绩考核和“绿色ＧＤＰ”评价机制。要按照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导向，不断探索建立干部政绩的科学考核机制，并引入群众监督，让公众参与到政府政绩考核和发展指标评估中来。

第四，要不断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加强社会团结和睦、形成和谐社会建设的合力至关重要。

专家同时认为，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不管有什么样的具体困难，要实现发展升级，都要从根本上服从中央工作大局。如果各地、各部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那就不仅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且会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相对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来说，各地方各部门都是局部，如果全局利益受到损害，最终局部利益也保不住。要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局部服从全局，决不能借口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而有今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